从政治制度上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上说，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权力受人大监督；实际上，在现有体制下，各个部委和地方的权力都很大。
从社会制度上说，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所以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也是正常的。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我们需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这个过程不能以牺牲另一个群体的方式来实现。政府通过税收和政策调控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是必要的。但必须明确一点，先富带后富不是让富人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是让先富的人多交税、多捐助，用他们的财产帮助后富者致富。
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建立了国家扶贫体系，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更是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
孔怡媛优质答主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谈论“平等”，往往不是从道德或信仰出发，而是从实用主义或策略性角度而发。人们一方面意识到社会中不平等的严重恶果，另一方面又认为不平等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对待不平等是个棘手问题。近年来，一种颇受流行但又颇有误导的说法是，“中国仍然是个权贵主义（meritocratic）社会”，因此，“知识精英”将越来越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这种说法是将现代西方的“权贵主义”（源自古希腊的“贤能统治”）等同于儒教的“贤能政治”，而“贤能政治”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已经发生变态，“变”成了权贵政治（aristocratic）和特权政治(privileged)。因此，在中国这样的“权贵主义社会”中，一个人的知识能力和道德水平将越来越多程度地决定其社会上升的机会，甚至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和人生哲学也将越来越受其社会位置的影响和限
制。
上述论说是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概括或隐喻，但存在不少缺陷，最明显的缺陷是，将传统的“贤能政治”等同于现代的“权贵主义”。
权贵统治或权贵政治源自古希腊的贤能统治，指的是一种精英统治或者贤人统治，“贤能”或“权力”的根据是“德”和“才”。贤能既不与“血”、也不与“金”直接挂钩，至少在原则上要求“贤能”与“血”和“金”相抗衡。儒教社会中“贤能政治”的核心内容是“选贤任能”，“贤能”主要是“才”，并且通过统一和规范的“科举”考试来选拔出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科举”制度的确选拔出一批统治者即权力精英，他们既不像西方贵族社会中的“贵族”那样享有世袭特权，也不像西方早期现代社会中的“资本家”那样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许多官员甚至还很清贫）。也就是说，“科举”在“不平等”的社会土壤中建立了基本平等的竞争规则和选拔方式。但是，“科举”是为“皇权”服务的，在本质上是皇权的工具，它本身无法产生社会平等或个人自由。儒家学说中包含了自由和博爱思想，但主要是作为道德戒律来对“贤能”即官员进行约束，至于社会下层则只受到“管”而不受到“治”。“管”和“治”的分野决定了传统政治中上层权力精英与中下层社会公民之间缺乏平等性和互动性，以及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之间缺乏独立性和均衡性。从总体上讲，儒教社会是“臣民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是“权贵社会”而不是“民主社会”，“贤能”主要掌握在政治精英手中，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通常依附于或服务于政治精英。这与现代民主社会中“权力”主要掌握在公民手中大为不同。
现代的“权贵主义”是与公民社会、民主社会和福利社会相伴随的。它一方面使社会个体获得基本公民权利和自由，从而为“德”和“才”的发育提供基本土壤；另一方面又使社会个体获得平等竞争的社会平台，在此平台上，“血”和“金”固然重要，但不一定是关键，其结果是人才的普遍发育和权力的规范使用。简言之，在现代权贵主义社会中，政府是“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贤能”不是服务于专制王权，而是服务于民主政体；“德”和“才”不但在政府内部不断发育，而且在社会各个领域普遍发育。当然，现代权贵主义社会仍存在不平等现象，其“贤能”制度也并非十全十美，但其基本精神和原则与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贤能政治”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因此，“权贵主义”既与等级森严的“贵族主义”有本质区别，又与财富聚积和权力垄断的“特权主义”有明显差异，它是以个人“德才”的普遍发育和民主权利的广泛存在为前提的。
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民主制度尽管存在不少缺陷，但无论“德”和“才”还是民主权利均较中国发达。现代西方的所谓“权贵主义”与儒教社会的“贤能政治”之间的可比性确实不大。现代中国是个不完全的公民社会、不完善的民主社会和不完备的福利社会。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还难以分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难以平衡，因此，政治权力对社会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统合”仍然存在。尽管经济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