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历了几次钱荒？
1、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我国实行的是外汇管制政策（就是国家指定的外汇价格），这个政策导致海外资金的进入和流出受到很大的限制。当时有很多国家受到危机的影响，本币大幅度贬值，为了稳定本国汇率，纷纷采取提高利率的措施。因为我国实行的汇率政策，导致外资流动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也不得不跟随提高利率，我记得那一年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2.88上升到4.77%，短期利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7%，那几年存折上的利息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2、07年和15年的两次股灾，这次股灾的特点是股价快速下跌，大家恐慌抛盘，同时银行的理财产品和股票质押贷款都出现违约，由于当时市场对风险事件反应过度，很多优质个股被错杀，给我了很好的买入机会； 3、还有一次比较印象深刻的钱荒，就是2016年央行降准降息之后，市场上流动性非常好，大家都去抢购一些收益高的理财产品，当时我买的一只债券型基金连续上涨之后，因为基金经理认为继续上涨动能不足，有回调的需求，于是减仓操作，结果没想到后面涨的更猛，等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好多理财产品已经锁定3个月以上难以赎回了，那段时间真的是天天去看行情，一天看三四遍都有；那次“钱荒”让我认识到了仓位控制和适时止盈的重要性。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五次钱荒，分别发生在西汉末、唐中后期、宋末元初、明中后期和清末。这五次钱荒的影响一次比一次大，持续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危害一次比一次重。
钱荒的直接原因虽然有，但都不是。
民间熔钱，比如把铜钱当铜料卖给铜匠。这在古代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在明代中期，民间翻墙打洞偷盗钱局（铸造铜钱的机构）生铁作为农具铁料的现象极为常见。又比如西汉时政府为推行五铢钱曾严令“敢若非令（指五铢钱之外的金属货币）皆弃市”，可民间“盗铸如故（继续私自铸钱）”。唐、宋、明乃至清代都有“盗铸”行为，其中明代盗铸规模之大、之持久是空前绝后的。明代山西潞王府盗铸铜钱案，一次就捣毁铸造窝点四十多处，缴获钱范两千五百多具，盗铸行为猖獗可见一斑。
钱荒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在乱折腾。
西汉末大钱
钱荒始于西汉末期王莽统治时期。该时期的钱荒是当时政局动荡、经济混乱的伴生物。王莽改制期间，货币制度改革前后进行了五次：第一次（公元7年）一次就推出了19种货币；第二次（公元9年）发行宝货14种，但很快停铸停行；第三次（公元10年）改宝货为货布、货泉二品；第四次（公元14年）铸错 Knife-Money；第五次（公元17年）铸货布、货泉。王莽的五次货币变革几乎涉及到了当时所有的社会阶层，这种剧烈的颠覆性改革导致社会经济混乱，各种“铸币”被废停行，民间交易陷入停滞。
唐中后期钱荒
唐中期开始的藩镇割据是该时期发生钱荒的总根源。德宗时期，开始“削藩”，发生了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朝廷丧失了对社会财富分配的主导权，铸钱业逐渐被地方节度使控制，铜料成为藩镇战争的重要物质条件，最终导致中央铸钱权旁落，铜元短缺，钱荒愈演愈烈。唐代后期，朝廷允许富商捐钱铸钱后在钱文上标名，比如“盈川当十”、“刘家当十”之类，造成私钱乱铸，交易紊乱。另外，唐后期战争不断，为筹集军费，政府除了加征赋税外，还大量从社会上强行收购铜器、铜钱后回炉再铸“通宝”支付军费和官员俸禄。
明清两朝钱荒，政府的“恶性”财政行为难辞其咎。
以明朝为例：在张居正改革以前，政府铸钱的盈亏完全由政府承担。随着大明宝钞信用迅速毁坏，政府不得不扩大大钱发行量以补充市场货币供给。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规定官营铸钱的利益可以分享给民间，此后朝廷每年只要求各地上解少量铸钱，其余的都以银两抵价上缴。结果，地方官营的铸钱机构被大量裁撤转产，而民办铸钱炉分散、生产率低，无法满足市场对现金的需求，于是出现了明朝后期长达200多年的“大钱荒”。为解决钱荒困境，政府不得不发行“当十”、“当五十”等大钱，甚至铸造“当百”、“当二百”、“当五百”等恶性通货膨胀性质的“恶钱”（这些钱的体积、重量与面值严重不相符）。
清代的钱荒与明末的“恶钱”也有一定关系，明末清初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使社会上对劣质大钱深恶痛绝，人们只承认秦汉、唐宋和明朝前期的制钱。清初顺治、康熙两朝，为维护政权稳定，减轻社会矛盾，政府推行“轻摇薄碾，式样精良，纹字清楚，宝背浑厚”等优质制钱，这种“好钱”的大量流通，导致旧制钱被回炉重铸，进而造成市场制钱短缺，引发了康熙后期的严重钱荒。到了乾隆年间钱荒有所缓解，从嘉庆以后直到清末，钱荒现象日益加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