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独立中国会如何？
首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中国拥有在东北亚大陆的第一岛链，而大连又占据着第一岛链的十字路口，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其次，从历史的沿革来看，大连是俄国侵占我国领土最久的地区之一（1898年租借到1905年才归还），沙俄时期在这里修筑要塞、登陆场和海军基地，日本占领期间大肆扩建海空军基地，美国轰炸东京时又把大连作为重要目标，因此大连有着深厚的军事底蕴 第三，近年来东北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而作为东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的大连，其GDP已经相当于辽宁省内其他城市的总和，如果脱离辽宁乃至东北，在经济上是可以自给的 第四，大连民族主义情绪浓厚，当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强迫清政府将旅顺、大连湾附近领土划为日本“南满州”殖民地，并把旅顺口命名为“关东州”，作为对抗俄国的战略据点，由此激发了大连人民的反日情绪 而今年日本又为了钓鱼岛问题挑衅中国，再次刺激了大连人的爱国热情 最后，从社会结构来看，大连高知率、高学历人口比例较高，而且以30岁以下年轻人为主体，思想观念较为开放，易于接受新事物
我认为大连脱离东北甚至黑龙江的可能性很大，但并不会建立所谓的“大大连”，因为以现在的交通条件和航空业发展，一座城市的周边200公里范围内的中心城市基本上是可以连成整体，一起考虑发展的 但大连如果独立，首要问题是解决和山东半岛及辽东半岛西部的边界分歧，其次是整合现有行政区划，把周边地区纳入自已的行政版图之内
随着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中国出现了一些“撤县（市）设区”的新城区。它们刚刚脱离原有的农村体制，又被新纳入一个超大城市体系之中，由此形成一种非城非乡的尴尬空间。这种空间的治理者如何应对体制的快速转换？如何在新城市体系中获得发展空间？新城区的发展给特大城市带来哪些影响？本文关注这些“新城区”（New City）的治理问题。
本文根据笔者于2006至2009年对大连市甘井子区的访谈调查，研究中国新城区的“治理困境”及应对措施。笔者把甘区的治理困境概括为“三大悖论”：地方发展与制度约束，城市扩张与资源短缺，经济市场化与政治威权化之间的矛盾。甘区在“撤县设区”之后迅速陷入多重困境，甘区干部在面对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巧妙运用权力的空间转移与时间延展来规避制度限制，既延续原有经济发展优势，并获得特大型城市资源辐射的机遇。甘区的权力策略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揭示出“中国特色”行政体制在应对转型期多元危机中所采取的“务实主义”生存哲学。
甘井子区是大连市（副省级、计划单列市）辖内的五个行政区之一，2006年末全区户籍人口94万，面积963平方公里，下辖5个街道办事处、15个乡镇。甘区的前身是1949年建县的甘井子县，该县属于农业县（含少量乡镇企业），1993年被撤县设市，升格为市级管理的县级市，2003年被撤市设区，改为大连市辖内的甘井子区，从而成为“新城区”。
2009年甘区被纳入建设“富庶甘区、宜居甘区、平安甘区、和谐甘区和幸福甘区”的发展战略目标，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新城区。笔者于2006至2009年对甘区进行了多次访谈调查（包括2008年为期三个月的全时制调查）。笔者选择甘区作为研究个案的因素是：其一，笔者曾服务于该区党政办，对该区有较深认知；其二，研究问题与笔者的学术兴趣相吻合。本文是笔者“新城区研究”的部分成果。
一、空间转移：体制置换的空间困局与“乡改城”策略
甘区干部普遍认为，“撤县设区”是甘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时任甘区一位副区长说：“甘井子从城市到农村再到城市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干部有比较丰富的工作阅历。在1993年之前搞城市工作，1993年到2002年搞农村工作，2002年区以后又搞了城市工作。”这里所指的第一个城市期指的是1988年之前作为甘井子区（原）的城市区划；1993年撤县设市，从县级管理到市级管理；“撤市设区”之后甘区重新从农村体制进入城市体制。甘区的体制转换过程体现了国家调整城乡关系的过程。
特大型城市对新城区的“制度约束”
甘区虽然面积大、人口多，但其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农业和乡镇企业构成其经济基本盘。甘区从撤县设市到“撤市设区”的两次体制置换中，一个最基本动因就是要获得大城市的财政支持。2006年，甘区的工业总产值和利税额分别只有原中山区的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只有中山区7%。
在经济上迫切希望融入大城市的甘区，却在体制上面临制度约束，甚至产生“制度排斥”。“撤县设区”的体制置换使甘区的发展迅速陷入困境。“从区以后，对我们干部是一个冲击。过去的农业县，一个区跟一个镇差不多大小，我们有15个乡镇，5个城市街道。突然变成一个区，过去15个乡镇的规模、5个街道的规模加起来，突然变成一个区，跟中市区（指中山区等原老市区，现仍沿用“老市区”称呼）比，心理还是承受不了这个事。”原来甘区的“16级财政”（区—街道—乡—村财政）并为单一的区财政，区级财政收入的减少使甘区干部普遍忧虑。
甘区所遭受的制度约束表现为“刚性”与“弹性”两种约束形式。首先，大连市赋予甘区“发展优先，管理暂缓”政策，使其在较长时间内免于城市政策约束。但由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