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为什么？
1.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很小。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2539元人民币（约1.1万美元），已经超过了世界人均GDP水平。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差距巨大。以美国的平均水平计，我们大约只有美国的七成，日本的八成；若以韩国、台湾省、香港特区等地区的水平计，我们恐怕连一半都不到。这是由人口基数决定的，无法短时间内改变。这也是我国居民收入中位数远低于平均数的根本原因，是造成我国贫富分化、中产萎缩的根本因素。
2.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需不足。近年来我国一直试图通过扩大投资、增加消费等方式刺激经济发展，效果却并不明显。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该国的消费市场应该已经相当发达了。而我国的的消费水平还很低，这不但体现在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上，也体现在和我们周边的一些“邻国”之间。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有很大潜力可挖。如何能有效地激发消费者的购买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3. 进出口贸易对我国来说很重要。我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外贸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目前国外疫情依然严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但我们依然要努力保持外贸的稳定发展，这对稳定就业、保持经济增长都有着重要意义。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存在短期的经济波动。这种经济波动通常以经济周期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一般由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构成。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经济中会表现出就业和产出水平的波动。现代经济学认为，导致经济周期的原因主要在于宏观经济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概念，它与经济周期性变化不同。经济周期并不必然地导致经济增长，周期性繁荣阶段以后，往往也可能出现衰退和停滞状态。
就经济增长理论发展来说，1956年以前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还很不成熟。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作系统研究是从索洛和斯旺在1956年分别独立地提出资本——劳动数量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开始的。索洛等早期的经济增长模型，着重研究生产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根据这种生产函数模型的分析，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在经济中是完全可以替代的，资本——劳动数量与技术的结合决定了产出的增长速度。索洛模型的突出之处，在于它明确地提出了技术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作用。索洛模型及其随后的其他"新增长模型"，一般用一个外生的指数函数来表示技术变化。有的模型把人力资本和研发作为技术进步的解释变量，形成了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索洛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产出的增长中，技术变化的贡献要大于资本积累的贡献，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一般都在70%以上。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还进行了理论演绎，提出在没有外部效应和规模收益递增的条件下，技术进步快、资本积累多的国家将最终达到稳态，各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将趋于均等。索洛和其他一些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索洛也因此于1987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从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历史来看，以索洛模型为开端的经济增长研究到70年代末已经逐渐式微。
70年代在现代经济学中复兴的理性预期和卢卡斯在1978年发表的论文使人们开始了对经济波动的新思考，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所谓理性预期，是指人们在做经济决策时依据的是在当时可以获得的全部信息对未来的一种预期。人们在形成预期时考虑了经济政策变量的未来变化。基于理性预期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非中性的"经济政策不能改善经济状况，政府的干预政策无效甚至有害。卢卡斯在建立经济政策无效性模型的基础上，开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卢卡斯提出，人力资本和知识具有溢出效应和消费外部性，人们在进行人力投资决策时，只注意个人收益和成本而不考虑社会收益，因此，政府实施教育、保健和科研方面的补贴，改善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等政策是有效的。卢卡斯1988年发表的《论经济增长研究》一文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创立和标志。此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条路径是将经济波动模型与经济增长研究相结合，考察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另一条路径是研究制度、文化、法律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长期影响。诺斯等研究产权制度和国家的产生与社会控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诺斯因此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代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具有路径依赖性质，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起关键作用。索洛模型试图建立一个适用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家则认为，经济增长不存在通行于所有国家的规律，经济增长理论必须考虑一国在历史上形成的特殊的传统和制度因素，他们提出的理论模型往往只适应于某些国家和地区。
